丁

丁

葬礼在星期四上午，下着不大的雨。仪式结束了，我们到了墓地。骨灰盒由我捧着，工人在挖地。铁锹和鹤嘴锄在沙土里嚓嚓，挖出的土偏紫色，里面有发亮的碎石子。是蓬莱土。半截红泥蚯蚓扭着在土上滚，被随之的土盖住。

墓碑插进土坑里将将好，其中一位工人退后几步，问我正不正。正的。他说等固定了就不好再调。他示意同伴继续，软锤子在石碑边沿敲敲打打，他们又蹲在矮树后面，一边一个扶住墓碑方形的角，锹和木桩打实了碑座的土。嘭嘭嘭。墓碑上丁姨的名字和左右隔壁碑上采用相同的字体，那些碑上偶尔有烤瓷像，里面的人物有红润的脸蛋，比活人健康，比活人模糊。活人和死人的区别是。丁姨的墓碑没有瓷像。喜欢说话的工人让我把骨灰盒放进墓坑里，问我要不要放点什么进去，说别人家都喜欢放一点。我把丁姨的老花镜放下去，它滑进盒子和坑壁间的窄缝不见了。那人又问要不要丢点钱进去，我摇摇头，手插进口袋里。另一边口袋，有丁姨的梳子，手指拨过梳齿，能感到震动。梳子我得留着。墓坑盖上大理石，水泥封住沿口，大理石面在雨水里颜色发深。

他们完事儿了，把五件长工具捆在旧黄的带子里，零碎短工具丢在竹筐里。说话的工人吩咐同伴拎着，不说话的同伴回了一句方言，听不懂。我向他们点点头，他们走了，我想再待一会儿。

小雨不用打伞，吹在脸上痒，领子挂住雨珠绒毛，弯腰的时候，蹭在脸上，跟蚯蚓的螺纹在脸上揉动那样的冰凉。

我从土里掏出那半截红泥，放进随身的瓶子。大理石面照得我也老了。

工人走得更远。接近冬天，草发枯。墓地只剩我一人，如果说还有鬼魂。也许丁姨正拍拍身上的灰飘出来，在看着我。应该说说话。我没想到什么要说的。

从小，我以为丁姨是家里人，她跟妈妈像亲姐妹那样，她比妈妈更喜欢说话，她们总有那么多话要说，我喜欢听她们说话，喜欢跟在她们后面。她们喜欢讲家里人的笑话，让我不要跟爸爸和爷爷告状，泄露她们取笑他们的话。我当然不会告状，我向来站在她们这边。小孩子不懂规矩，但有喜好和厌恶，或者害怕。我不喜欢爸爸，害怕爷爷。爸爸有一张静止的脸，爷爷眼睛上有两条虫子眉毛，会动。谁都怕爷爷，我怕，爸爸怕，妈妈也怕。丁姨不怕，除了她，家里没人敢笑着跟爷爷讲话。

现在想拼凑丁姨的脸竟然很困难，太多画面的重叠，重叠过了头又会消失。有雨点打搅。

确切的丁姨最早的模样，仍然是那次。那时，很难说清我几岁，总归很小，小到可以忽略不计。那天妈妈剪了辫子，没有辫子的妈妈很陌生，把丁姨衬托得亲切。我跟着她们跑进妈妈的卧室，坐在床沿看她们。丁姨应该问了一句妈妈美不美，我点头说美。接着梅丫头进来给妈妈递热水，妈妈赶走了梅丫头，梅丫头有些难过，出门的时候妈妈让她把门关紧。妈妈不知从哪里抽出两件兜兜（后来知道是早期的乳罩），妈妈钻到屏风后面，伸头跟我说不要偷看。丁姨说我这么小懂个什么。我其实什么都懂。妈妈在屏风后面呆了好久，丁姨催她，妈妈说别急。后来丁姨脱了上衣，就在屏风外面，露出光背，把兜兜往身上套。那整张背，裙子上的腰，白花花地放着光，一下子把妈妈的房间撑满了。丁姨回头看到我，哈哈笑起来。她跟妈妈说了什么，我红着脸跑出去撒尿。

如果有鬼魂，她也不会告诉我当时说了什么。

爸爸说小孩子别整天跟妈妈黏在一块，爷爷说男孩要从小培养男子气概。他们把我送走，去接受严格教育。那所严格教育的学校让人讨厌。他们不给我回家，说只有假期才能回。妈妈去看我的时候不多，偶尔她和丁姨一起去看我，她说一定想办法让我回去。最后也没想出办法。后来，校长说我妈妈死了。爸爸不准我回家。直到过年，爸爸领我去妈妈的坟上磕了头，妈妈的坟在很远的地方。我没见着丁姨，他们也没跟我提丁姨。后来我不想回家了，有时候他们请我回家我都不回。有一天老师说有人找我，我问什么人。他说是我家里人，我说那不用见了。他说难得家里人来一趟，现在局势动荡很不容易，我说我还有好多功课。他说没见我做过功课，又说跟家里人没必要这么对着干，我家人很亲切。我问那人长什么样。他形容出来的是丁姨。我跑出去，真的是丁姨。她说认不出我，大小伙子了，上一次她陪妈妈来看我，我才跟小拇指那么大。丁姨还是丁姨，又有些不像。她劝我回家看看，我问她是不是家里人委托她来的。她没有否认，说其实她也一直想来看我。我问为什么不来，她说我家里人不给她来。我问为什么，她没回答。后来我问妈妈究竟怎么死的，她说是病死的。接待时间快到了，我说我不打算上大学，宁愿去跟人跑船。直到那时，丁姨才又恢复了丁姨，笑起来。她说：那，你爸爸和爷爷不给你气死。

我没去跑船，也没上大学。我找了个女同学，要去山里隐居。临走前，丁姨来了，她说我疯了，我说女同学也说我疯了。她们说我疯了的意思不一样。

一个礼拜后，我们回了学校。女同学要跟另一位男同学去国外。

学校赶我走，我去找丁姨。

那是我第一次到红楼，我属于那儿。丁姨从她细小的房间里为我拉开门，背光的轮廓后面是房间的全部，当时我一定想：就是这儿。

地板上腐烂的洞，洞里的饼干渣，洞旁边的木纹，发油的年轮和木节，门的倾斜和关门时从门框里跌下来的灰。椅子斜在桌子面前，丁姨一定刚刚从那儿起身。椅子靠住床沿，压住床单上铺着的毛巾，凹进去一道，枕头在床头堆在被子上面，挨着桌沿的小台灯，小台灯的头能两边弯曲。你能想象丁姨坐在被窝里凑着灯光看书，从眼镜上方探询来目光。桌子上铺着玻璃，下面有信。众多的书沿着台灯一直铺到桌子贴着墙的另一边。书上，有眼镜，镜子，梳子和一瓶油。墙上的壁橱被书充满，每一本书我现在都能叫出书名，并熟知里面的内容，哪怕是那些包着封皮的。壁橱旁用图钉钉着一幅青绿山水画，挨在打开的门边，被打开的门吹得凸起，让山水有了立体感。

房间实在太小，丁姨打开门便没了退路。我站在门口难进去，丁姨说实在太小了。她后退脱了鞋子，把鞋子放在床底的阴影里，盘腿坐上毛巾被。她让我进门并带上门，那样空间会显得大些。关上门的时候，灰尘呛我一口，正好让我咳嗽几声。当时，我坐进唯一的椅子，背对着她。

墙上有窗帘，窗帘后画了窗户。

我说我被学校赶走没地方去。她说如果房间够大就收留我，但实在太小了，劝我还是回家。我说南边在打仗，我好歹能扛得动枪，家是不回的。她说就这么大地方。我说睡地下就行。最后，她在我背后哈哈笑起来。

从此，我们一老一少就在那间屋子里生活。细小、吱呀、昏黄的房间。

丁姨请人打了两床新棉花絮，一床垫一床盖。晚上睡觉时，把椅子架在桌子上，椅面贴着玻璃面。把床垫从门这边一直铺到桌子肚下面，一直顶着里面的墙，头冲门。早晨起床，地下的被褥卷起堆在床尾。她让我白天去外面找活干，在晚饭前回来，她会做好两个人的饭菜。我一直找不到活，更多是在城墙头睡觉或者发呆。晚上，丁姨要工作，她趴在桌子上工作，我不能睡觉，就躺在床上。小台灯的光打在她那边，她说要给我买个台灯，我说不用了太花钱，可以侧着身子，也可以趴在桌子上看书。丁姨累了抬起头的时候，我也会从书里抬起头。她睡觉很晚，于是我睡觉也很晚。贴着枕头，地板里有红楼里每家每户的声音。

从我住进去后，玻璃下的信不见了。我在镜子背后夹层里找到，那是妈妈写给丁姨的信。信里没写什么值得藏起来的内容。第一段写妈妈在小店里看到一条漂亮的纱巾，想买给丁姨，然后说起纱巾的五种系法里，她觉得最后那种燕式系法最漂亮，但最适合丁姨的是古登堡式。第二段写妈妈明白了丁姨上次说的笑话，感叹自己缺少Humor精神，一直没明白，直到几天前她在梦里明白了笑话的意思，都笑出声了。妈妈说丁姨总是能给她带来快乐。第三段有我，说我在学校的表现，评价是“粗鲁”，她很担心，说我从来不是这样的人，一定都是周围人的影响。说都是她的错，她自责过于懦弱。第四段没提我，说起以前她们在学校时的一位老师，说他对她俩的评价很准。第五段又有我，说她嫉妒丁姨，因为我有时候喜欢丁姨都超过她。我把信按照印子叠好，还原到镜子背后。

那天晚上我做梦哭了，也许不是做梦，哭是一定的。丁姨问我怎么了，我说我想妈妈，她说妈妈一定也想我。我问妈妈究竟怎么死的，她说是病死的。过会儿，她又说是因为不快乐。我问是不是因为爸爸和爷爷。她说不完全是。

我继续哭，她坐下来搂住我拍我。我渐渐睡着了。

半夜醒了，我枕在丁姨的腿上，她靠在床沿睡着了。我摇醒她，让她上床睡，她问我好点了没。我说好了。在她上床躺下后，我说我要跟她生活。她说那好啊，可以一直生活到找到事情，找到老婆，找到住的地方。我说我不找了，就住这里，我说的生活不是她说的生活，是要跟她一辈子生活在一起，就像男人跟女人。她说等明天再说。

再提起这件事的时候，她装作忘记了。她以为装糊涂能打消我的念头。我的态度很坚决，她说不可能，我应该去找年轻小丫头。我说我就要她，让她别像以前那样当我是小孩。她光笑没回答。

我逐渐像个男主人，把她当女主人，她不反对，甚至是喜欢。之前，走在路上，我总是跟在她后面，后来，我挽着她，再后来，她的胳膊插进我的胳膊里。有时候她会把头靠过来放在我的肩膀上。但她坚决不许继续深入，说那感觉太不好。我说那是道德感作祟。她伸出手指，又搓自己胳膊上的皮，说她已经老了，皮肤发糙，腰上肥肉一大堆。我说那只是肉体。

在她工作的晚上，有时候我从背后抱住她，在她脖子里哈气，她缩着颈子摆脱的反应更让我高兴。我亲她的耳朵，然后是脖子，然后是下巴，她躲开总不让我继续。然而，事情总是自然而下，终于我们在地下我的床铺上做爱了。她身上的肉确实很多，乳房悬垂着很暖和。我并不急躁，相对于进入，我更喜欢搂着梦里的身体，俯在满是儿时芳香的气味里。我当时一定叫了丁姨的名字，她答应的是允许的声调。进入，我们成了真正的夫妻。后来我发现自己更喜欢从后面，那样可以看到她裸露的全部的背，如果此时，她能回头，就更美妙。她回头时很少笑，那我也喜欢。

红楼里一定有位书法家，他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。在楼道口布告栏上，通常贴着通知、表扬信、倡议书。书法家第一次写的是倡议书，倡议全楼的人要铲除这两个毒瘤。他笔下的毒瘤指的是丁姨和我。他写的是繁体字，因为字太漂亮了，没人舍得撕。小时候我学过毛笔字，早荒废了。在那封倡议书后，我想买毛笔和墨，丁姨给了几分钱。后来没买，觉得自己不是那块料，保留在欣赏层面也是乐事。

倡议书写得很有情绪。“倡议书”三个字，间架结构不寻常，大小不一。一般人，因为“书”的笔画多就撑得大大的，他反其道而行，字小，而笔画冷静，中间的“议”字笔画多，书法家在这里任它张牙舞爪，对比之下，“倡”字的圆角，恢复了克制。三个字疏密交错，开了个好头。正文里的段落，开始八行的力度仍然受控，横竖错落，撇捺开阖，笔意相随，到最后五行，一直到最后的署名：一位良知者。飞白和游丝急促，笔画粗得比上面两倍不止，墨干了之后，又是浓墨，红纸上滴下碎墨。发火的书法家。我更喜欢后面五行。我问丁姨认不认识书法家是哪个，她说大差不差能猜到是哪个只是不能肯定。

警察来了带我们去警局，我和丁姨被分开盘问。我问是谁举报的我们，瘦警察说不用举报，看年纪就知道不正常，如果不是因为什么什么就把我们抓起来关几年，伤风败俗，把女人游街。我没听清，问因为什么。瘦警察和胖警察交头接耳一阵，瘦警察让我们晚上小声点，别太过分。他们放了我们。

那以后，门外经常有人影，在门缝底下鬼祟。我们在地板上弄出更大的嘎吱嘎吱，嘴里还配着音，一直到影子离开。我和丁姨笑的肚子疼，我们猜他们一定很羡慕。后来丁姨说确实不要太过分，让我处理一下地板。地板越来越腐烂，钉子跳出来，木缝在扩张。但它好过床，我们在床上做过两次，几乎塌了。而且，地板上更自由。我从楼下裁缝店门口捡了些碎布料，从竹林里砍了竹段削成片，花了一个白天，把地板腐烂和接缝的地方用竹片裹着布条打进去。嘎吱声是少了，不过如果那些人贴着地板，或贴着墙，一定还是可以听到声音。这些声音毫不克制。布告栏上的书法作品维持了几年，突然没了。

我喜欢握着丁姨的乳房入睡，它们在手心里不断增加的饱和，丁姨说是我的功劳。

有一年，我们正准备做爱，我想起白天从某个忘了名字的家乡人那儿得了口信：爷爷死了。我告诉丁姨，她知道。接着我们没了情绪，停了抚弄，只是搂着。我说爷爷长什么样都不记得了，虫子眉毛。丁姨披了件衣服想起身，我没让，含住一颗乳头，想就那样睡去。我忘了自己有没有睡着，后来听到丁姨说，如果能开一道窗户就好了。我回了一句呓语。她说当然，他们不会给开窗户的。我后来想自己当时并没有说窗户的事，但说的什么一点印象都没有。因为过会儿，我确实睡着了。

爸爸来红楼就在那之后不久。很多年没见，他来我有些吃惊。丁姨在上班，我没让他进屋，屋子太小。他站在门口，那张脸跟小时候一样，不讨人喜欢。他要我回家，我说这儿就是我家。他说爷爷不在了，他是一家之主，万事好商量，不要太僵。我说商量什么事情。他发火了，说家里的脸已经给我败完了，让我立刻滚回家。我说我老婆马上就回来了。他说我是故意跟家里对着干，那个女人是祸害。我说我要去接老婆。我带上门锁上，他让开一点，伸手想拍我肩膀，我躲开了。楼道里很黑，灯泡给小孩们偷走了。我习惯的眼睛能看见。他在后面没跟过来，说骚货把我们家所有人都害了。我回头朝黑处爸爸的影子问妈妈是怎么死的，那边没有声音。我转个弯再转了个弯，到了亮光的地方。丁姨还要很久才回家，我去了城墙头散步。

再接着是丁姨被开除。我很高兴，我说我养她，她听了也高兴。她贴住我，我亲她的头发，黑头发下面藏了白头发。我给她梳头。分界线。

那些年，我们的生活全仗丁姨。我真的去找活干，便找到挖蚯蚓的活。

一开始，丁姨心疼，说这活儿脏且累，细皮嫩肉的我能不能干下来，三十多年从没干过苦活的人。我不认为这是问题，不久，更显露出我挖蚯蚓的天分，像是量身订造。每天早晨告别丁姨，去郊外靠近沼泽的碎石滩呆上半天，在那里没有任何打搅，万物停滞了，除了藏在石块下的蚯蚓。每块石头下面都有蚯蚓，它们钻在土里，看上去拥挤，实际上相互独立，各有各的空间，它们喜欢不同味道的泥土。红泥喜欢蓬莱土，细毛喜欢胭脂土，铁线喜欢铁土，最名贵的白蜡在火山土里。碎石滩是胭脂土质，自然是细毛居多。刚开始不认识什么蚯蚓什么土，以为都一样，是虫子。后来我学会辨认，学会收集土壤，学会打松硬土，学会听它们吃土的声音。当你能听见那声音，也就能听见安静。

于是，挖蚯蚓成为我这辈子除了丁姨最大的爱好，更没想到此后一辈子都以此为生，这让我们的生活绰绰有余。

绰绰有余到能搬到比红楼房间大几十倍的大房子。终于我离所有人都远远的，除了丁姨。

遇见梅丫头就在搬家期间。我去给买主送蚯蚓，在那户人家干活的老婆子叫我少爷，一开始我没认出来她是梅丫头。她说起我家的事头头是道，逢年过节她回老家时，都会经过我们家门口。她叹了口气，好像还抹了眼泪，很难说是不是眼泪，那对眼睛里总是湿漉漉的。她说我们家不知造了什么孽，好端端的大户人家，现在就剩我一个，还干低三下四的生计。我问家里都好吧。她说自从我爸爸死后，家都散了，现在房子给一家开武馆的占着。我问什么开武馆的人，她说是些外乡人。我问武馆生意好不好，她说把我们家搞得乱七八糟。我问院子里那棵威武树还在不在，她说那帮人就喜欢围着树打树。我问爸爸什么时候死的，她说恐怕好歹一年半了。那对湿漉漉的眼睛睁大瞪着我，对我不满。我说蚯蚓如果一天用不完要记得放一些木屑在土里。她说晓得了。我走的时候，她问我是不是还是跟那个女人在一起。我不喜欢她的语气，收拾罐子和扁担没做声，她说得更大声，说我们家都坏在那个贱货手上。我挑起扁担走了，后来再没卖过蚯蚓给那家。

丁姨不知道爸爸的死，我告诉她的时候她很吃惊。她说我不该把家里来的信都烧了，这么大人，再没对着干的必要。丁姨还记得梅丫头。那个丫头，特别怕我爸爸，跟我妈妈亲近，她打碎过一盏瓷如意，求妈妈，妈妈后来说那是她打碎的。很多次，她们上街，都是那个丫头跟着，手里拎再多东西都不说累。那丫头力气真大。丁姨说着说着，眼泪流出来了。我没告诉她梅丫头怎么说的她，让她上床睡觉。新床很大很软，她总不习惯，她更喜欢原来的小床和地板。我也喜欢，那间吱吱呀呀的房间，那张床，地板，台灯的光，桌上、壁橱里的书，以及窗帘背后不是窗户的墙。

搬去新家后，我跟丁姨做爱少了，或者说几乎不做爱了。从那以后，她常常精神恍惚，有时候她习惯性地拉开窗帘，被迎面的光线刺得招架不住。很多次回家看到她捧着书，眼睛盯在书本中间的一个地方，姿势跟我出门时她的姿势一样。我很着急，每次问她，她只说不习惯。在新家住了那么多年，她还说不习惯，我除了说会习惯的，也缺少新词。

她老得不该是她的年纪的老，逐渐她看不清任何东西，后来再也不出门，窝在轮椅里沉思。她什么都不告诉我，不回答任何问题。

那天我推丁姨去红楼。门房的年轻人拦住我们，不让我们进。他说里面很臭。

年轻人收回胳膊，说认得我们。我打量他，差不多辨认出曾经一张小孩的脸。我叫出他的名字，他点头说是。小时候他曾偷过我家门廊上的电灯泡，现在觉得不好意思，他又说听他父母说起我们的事情，问是不是真的。我说想上去看看原来的房间。他说还是别看了，以前的人都不在了，现在里面住了马戏团，马戏团在外头树林子里排练，里面乱糟糟的，畜生随地大小便，臭死人，如果是他他就不上去。我说没关系。我从轮椅里抱出丁姨，她轻的只够一盆蚯蚓的重量。我们躲开昏暗光线里随地的粪便，登上楼梯，转过墙角的熟悉，走廊里还是没有灯。我们的门半开着，摇晃的光让走廊也摇晃。丁姨抬起了胳膊，用那双老得转不动的眼珠子朝向我，她像是要下地，要挣脱我。我紧走两步到门口。灯泡从天花板上垂下在摇晃，地板铺着报纸，墙面贴着报纸，没有窗帘没有桌子，有床。还是那张床，在床上新加了另一张床，床上破洞的草席。一头畜生从门后面跳出来，把门碰得像以前的吱呀声，它跳到空中，把就要停摆的灯泡又打了摇晃。

是一只猴子，他脖子上缠着绷带，一只受伤的猴子。他蹲在我们的床上。

丁姨示意我把她放在床沿，她坐下时，猴子跳到她怀里。丁姨抱着它，顺着它的背抚摸它的皮毛。

从红楼回去的那天傍晚，丁姨去世了。